【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九、生离死别）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上海南京路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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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死别
那天下午，我和迪特在外滩东风饭店的酒吧见了面。我们在一角落坐下，迪特就说；“力群，我必须和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
迪特告诉我，他的助手兼翻译赵明明对他说，几天前，公安部门来厂里了解他的情况，并问了中方厂长钱兴隆有关他的社交方面的一些问题。钱兴隆对这位新来的外籍厂长的工作和人品持坚决的肯定意见。在问到他有没有未婚妻一事时，钱说不清楚。公安局的人向钱兴隆描述了他们掌握的有关这位外籍厂长的厂外行踪，以及交了一个本地的女朋友。钱兴隆要赵明明将公安的来访一事转告迪特并提醒迪特注意，公安局对他与他的本地女朋友没表示乐观的态度。
迪特听了这个消息后很为我的处境担心，生怕公安会来找我的麻烦。迪特很严肃地将我们的关系告诉了赵明明，并问有什么办法能保护我不受舆论的伤害和公安的追查。赵明明很坦率地告诉迪特，中国的国情和德国的不一样，男女关系本来就是个敏感话题，再加上跨国的就更引人注目了。最好的保护就是对外宣称我是他的未婚妻。迪特采纳了赵明明的建议，对外宣布我是他的未婚妻。
迪特请我原谅，为了我的安全他就自作主张了。他轻轻地搂住我的肩膀对我说：“力群，我会尽一切力量保护你不受任何伤害。你一定要相信我。”听了这话我忍不住低下头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的心在呼喊：迪特，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希望真是你的未婚妻。这一刻，我相信自己爱上了身边的这个男人。
当年的东风饭店，现在是希尔顿集团旗下的亚洲首家华尔道夫酒店
我没有将我在公安局的遭遇告诉迪特。他是外国人，很难理解这一切。我也觉得没必要让他去理解，因为我自己都无法从理论上去解释这一切。
从那天起我成了陶贝尔特先生名义上的未婚妻。在他的外籍同事、朋友面前我们仍以朋友相称，而在中国人面前我则是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没再接到公安局的传话，也不用和迪特一起打地下游击战了。迪特卧室墙上的三张美女照片换成了表现锦绣山河的写意国画。我的心情常常很复杂很难过，我不知道这种朋友加未婚妻的身份很够维持多久，不知哪天我要出国走了，不知哪天迪特想找女朋友结婚了。心情复杂难过在迪特面前又说不出口，我总觉得是自己在自作多情，徒劳而可笑。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父亲的病在中秋时明显恶化。他浑身蜡黄，瘦的皮包骨头，唯有肚子因为肝腹水而挺得大大的，经常肝痛难忍。我们已不再叫父亲单位里的小车来接送他去医院了，来去都是乘出租车，但每次司机来得都很勉强。因为和所有得晚期肝癌的病人一样，父亲的眼眶深凹，眼球突出，嘴唇灰白，样子看上去很可怕。
我和家人日夜守护在父亲的床前，忍受着将要来临的生离死别的煎熬。我几乎每天给迪特打电话告诉他父亲的病情。说完之后我心里就好过些，觉得有人能分担我内心的苦痛。
国庆节的前一天，迪特给我来了电话。从我们几天的通话里，他感觉到父亲的时间不多了，建议我们陪父亲在“十·一”晚上去人民广场看彩灯，他的车不受交通管制可以进入广场区，这样父亲就可以在车里看彩灯了。
国庆节的晚上，迪特推辞了所有的活动，开车来接我、大妹依群和父亲出去看彩灯。
父亲已及其虚弱，连说话的力量都没有了。那次是父亲和迪特唯一的一次见面。迪特穿着整洁的西装，系着鲜艳的彩色领带。他进门后先深深地弯下身向病床上的父亲问好并轻轻地和父亲握了手，然后用中文介绍了自己：“我叫迪特，我是力群的德国朋友。”我凑在父亲的耳边告诉他迪特就是我曾经提到过的陶贝尔特先生，他来接我们去人民广场看彩灯，父亲的眼中闪出一丝微弱的亮光。迪特帮忙小心地将父亲抬进后车座，父亲头靠在依群的肩膀上，半坐半躺，我坐在迪特旁边。
迪特开车开得很慢很稳，生怕颠了后座的父亲。
上海南京路夜景
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无数的彩灯将广场和周围的建筑物打扮得多彩多姿，将天空照得雪亮。车绕着广场开了一圈，又去了黄浦江边的外滩一带。我没有心思看灯，不时地回头看着父亲。父亲微微睁开双眼，时而努力地捕捉窗外美妙无比的灯景，时而停留在车厢内的某一处，泪水慢慢地沿着脸颊淌下。父亲在向他熟悉的一切告别，在向他酷爱的生命告别。这种无声的、沉重的、痛苦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别情深深刺痛着我，每看一次躺在依群怀中的父亲我都会泪流满面。我将自己深深地埋在前车座里，泪眼模糊地看着窗外，不时地用深呼吸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一路上迪特没有说什么话，但一直细心地观察。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我真羡慕你们父女之间的这种血肉相连的感情。看见你那么伤心我很难过。”
下车时父亲吃力地对迪特说：“谢谢陶先生，今天的灯景很好看。再见了。”
上海外滩夜景
那天晚上，父亲将我叫到床头问我：“这个陶先生看上去人挺好，你看上去很喜欢他，他对你怎么样？”
“爸爸，陶先生对我很好。”
“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我不无遗憾地回答了父亲的问话。
有一天，父亲的一个在公安系统任要职的老战友来探望他时，父亲最后流着眼泪对老战友说：“我要走了，可是我放不下我的孩子们......力群让我最担心。”
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深深地后悔，如果当时我就告诉父亲迪特会是他的毛脚女婿（上海方言：女儿的未婚夫）、我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话，那对父亲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呵。哪怕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凌晨，父亲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依群和我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父亲停止呼吸时，他仍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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